新中国百业待兴，中国科学院刚刚成立。实验生物研究所昆虫研究室主任陈世骧、副主任朱弘复正在筹建昆虫学各分支学科的实验室，便聘钦俊德为昆虫生理室的负责人。
    当时，一无人手二无设备，钦俊德一到任，便夜以继日地撰写《昆虫的世界》《昆虫的鸣声》《怎样研究昆虫》等科普读物，又尽快译出库兹涅佐夫的《昆虫生理基础》等经典著作，以便培养研究人员，开创我国第一个昆虫生理研究室。接着他又选定对水稻、棉花等棉粮作物危害最大的害虫为重点，进行研究和防治。
    当时蝗虫对农业生产的危害非常严重。在成灾时期飞蝗成群结队，蔽日遮天，所到之处禾苗青草都被一扫而光。国家每年动用大批量的人力物力进行防治，还不凑效。
    1951年9月，中国昆虫学会在京举行第一届代表大会。吴福祯杨维义等昆虫学界老前辈在大会上提出：“要解决我国几亿人的吃饭问题，首先要消灭蝗虫，三年时间行不行？”
    钦俊德深知蝗虫给人类社会造成灾难的事实，在我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七月，“蝗从东方来，飞蔽天。”成灾之后，“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乃置养瞻官，禀食之”但是大小官吏勾结“共盗其禀，饥死者什七八。”
    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到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8年），这一个世纪里，当时的京师与全国经常发生蝗灾，人口锐减。《资治通鉴》四十九卷：“时连年旱蝗饥荒，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
    “死者什七八”“ 丧其大半。”这些触目惊心的记载说明历代以来死于蝗灾的人竟多于战争。钦俊德想：到了20世纪还不消灭蝗虫，要我们这些研究昆虫的人干什么？
    钦俊德不但坚决拥护尽快根除蝗虫，而且以此为己任，勇挑重担，他立即停下手头的其他研究工作，全力投入根除蝗虫的战斗。他还写信邀请尚在海外的专家邱式邦、马世骏等人，请他们立即回国参加着这项前人不敢设想的工作。
    但是，蝗虫是很难除的。17世纪中国科学家徐光启在《除蝗疏》里说，蝗虫铺天盖地而来，你消灭了这群又飞来那群，它吃光了这批田，又去吃那批田，来得快吃得快，除不胜除。所以历代统治者把蝗虫的出现说成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
    徐光启在查阅了大量文献和考察了蝗情多发地区之后，曾经准确地指出蝗虫发生在湖水涨落幅度很大的干涸沼泽，因为杂草从生的沼泽地，能在水稻还没有起来之前为蝗虫提供丰富的食料。
    江南的洪泽湖气候温和，湖水很浅，杂草从生，就是蝗虫孳生的最佳环境。1952年，钦俊德带领昆虫生理研究室人员到洪泽湖重点考察。了解到蝗虫的越冬卵5月上旬开始孵化成幼虫，7月中旬开始有成虫，8月中旬成虫开始羽化，羽化十五至三十天开始交尾，一身交尾多次。交尾后十至二十天开始产卵，每头可产卵少则15粒，多则105粒。
    湖南、江西、浙江南部地区和华南各省天气暖和，一年发生两代。8月间蝗虫开始取食水稻，直到水稻收割，大约一个月，其余时间大都取食杂草。蝗虫大发时吃尽水稻功能叶片和乳熟谷粒，造成严重减产或颗粒无收。一般年成会减产10%左右。
   蝗虫卵块大都产于土中，它们喜欢选择低湿的有草处、向阳的沙质土壤或河沟浅水草泽产卵。卵囊轻，能浮于水面，三十天孵化。稻蝗产卵以及孵化生长都与气候关系密切，在冬季温度较高雨水较少的年份，稻蝗便有大量成灾的可能。
    钦俊德在蝗虫孳生区一带经过五六年的观察和研究，逐步掌握了飞蝗的卵期生理和生殖、食性以及防治办法，先后写出专论十多篇，分别在1954年～1959年的《昆虫学报》上发表，取得了飞蝗的发生、数量以及对改造蝗区，根治蝗害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1954年、1958年钦俊德与马世骏先后两次向国家农业部提出了全面根治我国蝗害的具体建议。
    首先是用蓄水的方法使浅水沼泽变为深水湖泊，改造自然环境消灭适宜蝗虫孳生的沼泽地。在春耕的时候打捞稻田禾渣，消灭能浮于水面的蝗虫卵囊；在幼虫集中取食沼泽田边时，赶放群鸭去捕食；蝗灾发生后，在闷热的夜晚设灯捕杀和喷洒农药使蝗虫中毒死亡。另外也可利用青蛙、螨虫等蝗虫的捕食性天敌和寄生性天敌来捕杀。随着措施的逐步实现，60年代我国境内的蝗虫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根治蝗虫是保证粮食增长的重要因素。根治蝗虫之前，一般年成蝗虫造成粮食减产10%左右，蝗害严重时损失还要大。根治蝗虫之后每年能为国家减少大量的谷物损失。
    后来,钦俊德将他对蝗虫持续十多年研究的成果写成《东亚飞蝗的生态生理等的理论研究及其在根治蝗害中的意义》，1982年获国家科委自然科学集体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