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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晏殊的心境世界——“达性融三界，随缘极四流”

原文：《富贵宰相晏殊写下近万首诗，流传下来的却没什么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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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宋前期的诗人中，有一个人不能忽视，那就是晏殊。晏殊以太平宰相著称，其《珠玉词》亦名传于世，但文史专家对其诗文创作长期有所忽视。晏殊的弟子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晏元献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为诗，而多称引后进。”宋祁《景文笔记》亦记载：“晏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已来所未有。”可见晏殊当年诗名很盛，且是高产作家。曾巩在《类要序》中说：“当真宗之世，天下无事……左右前后之臣，非工儒学，妙于语言，能讨论古今，润色天下之业者，不能称其位。”晏殊适逢其会，一时为学者宗。“其在朝廷五十余年，常以文学谋议为任，所为赋颂铭碑制诏册命书奏议论之文传天下，尤长于诗，天下皆吟诵之”。这正说明了晏殊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的背景地位和影响。可惜他的文集未能流传下来，诗文大都散失，清人所辑了了无几，今《全宋诗》据清人胡亦堂辑《元献遗文》、劳格辑《遗文补编》等重新补辑，所得一百七十余首，难以反映其全貌。现仅能从现有佚诗、佚句和遗闻，探析其诗风与佛学思想的关系，借以管窥其创作风神。    

    从晏殊诗歌的承传关系来看，他早年曾承教于岳父李虚己。李虚己字公受，与王禹偁同年，曾同曾巩的祖父曾致尧唱和。陆游《老学庵笔记》谓“虚己以诗法授同叔”。后受杨亿拔摺和赏识。唯年齿尚少，未参与昆诗人之酬唱，也未入选《西昆酬唱集》，只是接受了杨、刘诗风的熏陶。甚至刘攽在《中山诗话》把他径列为西昆派：“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李义山，号西昆体。”刘攽把晏殊与杨、刘同列，却没考虑年辈上有差距。其中，晏殊小杨亿17岁，刘筠21岁。我们只能说，晏殊走上文坛，做诗不能不受杨、刘诸前辈影响。再加上他跻身朝堂，宦途平顺，多咏唱台阁生活，所作与杨、刘风采颇有相近的一面。但细读其诗作，可以感到其风貌韵致毕竟与整饬密立的西昆体有所不同，流露出消散自然的一面。

    在论述晏殊的诗风时，有些学者联系其词的创作，注意到其诗中雍容的富贵气息。但论者认为，富贵诗未必用富贵语，用“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一联概括这种气息并不恰当。“梨花院落”与“柳絮池塘”等意象固然表明了是人富贵闲适的心情，但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作者富贵之外的那种消散神态。检点其仅存的诗作，禁漏中的应制诗达到60余首，约占40% ，可谓镂金错玉之声，不绝如缕。但代表晏殊诗作水平和艺术个性的，还是“梨花院落”这一类的闲适诗。

     《寓意》油壁香车不再逢，峡云无迹任西东。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几日寂寥伤酒后，一番萧索禁烟中。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

     从艺术上看，晏殊的闲适诗较少富贵语，喜用白描。杨、刘馆阁唱和，标榜李商隐，以掉书袋竞胜，诗风浓丽，语言晦涩，因有抖扯之讥。相比之下，晏诗并不那么堆砌典实、袭用前人，有些写得比较平实爽畅、自然平易。其写景、纪游、贺节、赠友的小诗大都如此。这也正是其珠玉词的风格，故有论者认为晏殊是以词为诗。[1]

     先看两首小诗、《崇因寺》：卷帘山色眼前见，入夜涛声枕上闻。苔径雨馀堆落叶，石楼风静锁寒云。紫竹花长夏幽居景不穷，花开芳砌翠成丛。窗南高卧追凉际，时有微香逗晚风。

     据《明一统志》载：“崇因寺在进贤县西北五十里，宋晏殊举神童时过此，有诗云……”不了解这一层典故也不妨碍我们对全诗的理解。卷帘山色伴着枕上涛声，以一种熟悉的视听组合写出崇因寺所处的位置。待一夜醒来后，雨后的苔径上堆满落叶，石楼风静，紧锁寒云，道出人生中难得的静谧体验。

     而后一首则表现了作者长夏幽居时的恬淡心情，“微香逗晚风”，一个逗字，风趣的营造出闲适淡雅的意境。这也正是文人士大夫一以贯之的精神境界。如果我们把晏殊的诗风同其思想结合起来看，他这种诗风的行成与与其自身的佛教造诣和佛学思想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从本质上讲，晏殊是个儒者。他在《答枢密范给事书》中曾详细论述兴学之效，指出“经者，世之常典也，无典常则制不立;学者，人之砒砺也，无砒砺则器不备。以周公之才，朝读书百篇，夕见七十二士，犹恐不足。以仲尼之圣，自谓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 他把“备器之制”当作教育的根本目的，足见其重视儒学经典的作用。但是当我们从晏殊举神童以至位极人臣的行迹看，晏殊在党争中的低调态度，值得关注。

    终北宋一朝，宰相权重，党争不断是其一大特色。晏殊在党争中风雨不倒，酬唱馆阁，为一时之太平贤相。与当时的范仲淹（门生）、富弼（女婿）相比，晏殊缺乏一种当仁不让的刚毅和积极进取精神，既置身于权利斗争中心，又具有如此自省，可知在他当仁不让的刚毅与厌战、厌争斗，不喜言兵，以及不参与党争，喜静、喜调和并选贤任能等等背后，都应该有深刻的理论思想指导。

    有论者以为是他将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处政以无为以及佛教的中道观思想三者相结合，自觉地按照时代要求培养完善自我的结果。北宋初文人思想显得既活跃又复杂，好学、炫博、讲究出言有据是普遍风气，其中就包括对佛学的接受。

    业师张海沙教授在她的专著《曹溪禅学与诗学》论及北宋文人对慧能和《坛经》的接受时讲到：“在复兴儒学的大背景下，我们看到，文人为佛家所做的撰文都是援儒入佛，佛道融合。”宋太宗诏直学士院朱昂撰塔铭述曰：“人无通识不足以知佛”。太宗对佛教的评价比儒、道更高一筹，认为臣子为解佛而应具备通识。真宗谓宰臣王旦：“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唯识达之士能一之。”连帝王也提倡臣子必须“通识”，努力成为“识达之士”。曾巩为晏殊序曰：“公于是时为学者宗，天下慕其声名。……公于六艺、太史、百家之言，骚人墨客之文章，至于地志、族谱、佛老、方伎之众说，旁及九州之外蛮夷荒忽诡变奇迹之序录，皆披寻绸绎，而于三才万物变化情伪，是非兴坏之理，显隐细钜之委曲，莫不究尽。” 儒、道、释三家思想并重，通才博雅，乐善好贤，盖宋初士大夫流风之所尚也，而这一点自晏殊开始表现极为突出。

     晏殊的佛老思想，在其诗文中多有表现。

     散文《庭莎记》记述讠燕亭之间隙地砾石遍布，本是弃地；而莎草耐旱，蔓延其上；吏卒除草不尽，无比艰辛。“予既悦草之蕃芜，而又悯卒之勤瘁”，于是决定种莎草。结果，“风光四泛，纤尘不惊”。晏殊得意地说：“乃今遂二性之域，去两伤只患，偃藉吟讽，无施不谐。”此文的象征意义很明显，其中既有老庄任性自然的洒脱，使弃地、莎草各尽其无用之用、无象之美;又推恩吏卒，使其免受小人之劳，得尽君子的仁爱之心。而对身边卑微人事的有情观照，又何尝不是菩萨行的利他和慈悲有情呢？

    晏殊与佛教的关系历来不受研究者重视，若考察其诗文，《因果禅院佛殿记》一文，表明他与佛家思想渊源颇深。“郡人陈廷昭者，声尘不染，结念四禅。戒施具修，留心二梵。……天龙之所摄护，缁衣之所瞻祈。昭大事之庄严，导一方之善利。……亦必毗耶之室，方丈增严。祗树之园，黄金侧布而已……主院僧善修，夙承佛记，久住禅丛，摄伽黎之衣，登狮子之座。护我正法，成兹妙因。”其中“大事之庄严”应是典出《法华经·方便品第二》：“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而“祗树之园，黄金侧布”等则应出自佛传。此文以骈体形式写成，对象为江西抚州一处名不见经传的禅院。文笔极尽夸饰华丽，反而透出稚嫩，似出于少年之笔。

    其晚年所作《与富监丞书》曰：“某少时……洎入馆阁，则当时隽贤方习声律，饰歌颂，诮韩、柳之迂滞，靡然风向，独立不暇。”晏殊早年诗文近似于台阁体，而晚年书信则朴素厚重近于韩柳，由此亦可以推断此文为早年所作，证明他于佛法夙有熏习。前诗所引《崇因寺》当为早年结缘禅丛之佐证。另有个别诗句亦透漏出禅林交游之形迹，如《正月十八夜》：“何妨静习闲中趣，欲问林僧结净缘。”

    志磐《佛祖统纪》还曾有如是记载：“(天圣)九年，敕韶州守臣诣宝林山南华寺，迎六祖衣钵，入京阙供养，及至奉安大内清净堂。敕兵部侍郎晏殊撰《六祖衣钵记》。”此处晏殊撰文已佚，但从现存诗文来看，他既不像孙复、石介、李觏等人力斥浮屠，也不似欧阳修有过排佛而后入佛的经历，他始终都站在吸收融化的立场上。而且与其他士人相比，更显出很深的佛学修养，且具有诸派融贯、学以致用的特色。有组诗《送僧归护国寺》就属于文人间的唱和诗。其唱和规模甚巨，相和者达23人，为首者丁谓，还有钱惟演、张士逊、吕夷简、鲁宗道、李维、李简、李谘、刘筠、晏殊、李及、李遵勖、钱易、宋绶、祖士衡、章得象等，皆是朝中重臣。诗曰：海峤黄金刹，安禅不记秋。来膺臣幸召，归泛越人舟。达性融三界，随缘极四流。还持双股锡，拂藓坐岩幽。护国寺有多处，因众人作品中有越洲、赤城、霞标、石桥等字眼，故可以判定此处护国寺位于天台山。天台护国寺是清凉文益禅师之法嗣德韶于天台所建十三所道场之第九，与国清寺比邻，既为净土宗道场，亦为法眼宗道场，也是钱惟演家族所供奉香火佛刹之一。

    真宗皇帝于天僖五年、章懿太后于乾兴元年，曾先后两次遣使诣天台，请德韶的弟子法智知礼法师、慈云遵式法师修法华忏，为国祈福，天圣二年又敕天台教文入藏。宋初天台佛教与朝廷关系极其密切，而尤以这几年频繁。虽然无法查证此僧姓名，但这一组诗可作为天台教法和天台僧人与当时士大夫文人交游盛况之佐证，从中可见北宋初沿佛入诗时尚之一斑。

    晏殊诗中的“达性融三界，随缘极四流”，所代表的正是当时最显赫的天台宗四明法智知礼的观心论和性具论思想。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晏殊对于天台的止观说和三谛圆融说必然有深入的领会。凡夫介尔一念的妄心中即具有四流之惑，只有谛观之才能够截断众流(见流、欲流、有流、无明流)进而修断之。当按照十乘妙观以不变随缘之心(妄心)和随缘不变之性，将瞬息万变的妄心逐一看破之后，染缘中本有的德性便显现出来，这样便脱离“生死阴”，而达到佛界的“常住之阴”。除了像智者大师这样的利根之人但教无观之外，凡夫必须于止观中见断并修断，这是由凡夫心性修炼至佛性的必经之路。达到实相毕竟空境界的过程，就是不断的遮灭和超越我执我见的过程，亦即截断众流、看破妄见的过程。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晏殊的平和、不好争斗，就不仅是出于政治需要、功利目的，或性格的惰性，而是具有了佛教修证的色彩。

    有关晏殊的还可找到另外的佐证，如：《忆越州》二首（其一）鉴湖清澈秦望高，涵虚逗碧供吟毫。当日醉眼倚空阔，三江七泽才容舠。（其二）湖山杳渺不可状，登览幽求无所遗。高僧伴吟足清览，见尽白莲开落时。此诗首唱者陈尧佐，和者除了晏殊、吕夷简外，还有张士逊、薛奎、王随等人。越州、湖即浙江绍兴，当时是净土宗胜地，天台僧人的行动亦非常活跃。宋初僧徒风气擅长将法华、华严、禅宗、净土等各宗派融于一炉，重事圆理备。白莲开落在佛典中，是有着重要象征意义的。天台智者大师注疏法华方便义时指出，《妙法莲华经》之莲华喻权实法，喻义有六：为莲故华譬为实施权，花敷莲现譬开权显实，花落莲成譬废权立实，又依次譬喻从本垂迹、开迹显本、废迹立本。《妙法莲华经》之莲华，梵语即白莲华，以喻正法之殊胜、微妙。晏殊说“见尽白莲开落”，说明他深谙法华三昧，法华法门已经具备胜解。全诗虽用了佛典，却也平白如话，写出越州山水杳渺难状的胜景，表现一种出清远流利的境界。

    因此，我们不能不说，晏殊平易爽畅的诗风，与佛教圆融的修正色彩是有着某种内在联系的。张跃在《唐代后期儒学》中指出：“唐代后期儒家关于三教关系的讨论，已经为宋儒提供了选择的原则。对于在低层次探索政治伦理学说的思想家来说，佛教和道教是社会的公敌，必须坚决排斥。……对于那些要把政治伦理思想提到哲学的高度，回答哲学的主要问题的思想家来说，佛、道就不仅是对立物了，他们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是可以为儒学吸取和借用的。”这段话可作为晏殊在思想性格、诗歌特色等方面所表现出温润、智慧、圆融特点的一个注释。

【参考文献】

[1]刘乃昌.柳絮池塘淡淡风——浅议晏殊诗风[J].文学遗产,1998,1

[2]韩梅.试论晏殊诗[J].山东教育学报,2006,6

[3]张海沙.曹溪禅学与诗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4]王丽洁.论晏殊思想性格中的儒释道精神[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5]李海燕.浅论晏殊诗歌的艺术风格[J].科教文卫,2006,1

[6] 李贤等：《明一统志》，见《四库全书》第473册，页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