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治东阿”的历史镜鉴

来源：解放军报作者：徐兵博

2017-09-04 11:440

《晏子春秋》和西汉刘向编著的《说苑·政理》，记载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同一则著名故事。结合起来看，事件概略如下：

齐景公派遣大夫晏子治理东阿。三年后，晏子“毁闻于国”（即他的坏名声传遍全国）。景公于是召晏子回来，当面训责并要严惩他。晏子请求齐景公再给他三年时间，并保证一定会“誉满全国”。果然，三年后考核地方官的治绩，晏子实践了自己的“诺言”。齐景公决定奖赏晏子，而晏子却婉言谢绝并请求辞职让贤。景公问起原因，晏子才向齐景公说起了自己的“困惑”和“不解”。

前面三年，他在东阿开辟交通，修筑道路，勤于地方行政，防遏盗贼，让淫邪放逸之人厌恶；他尚勤尚俭，奖励勤俭孝悌，处罚偷盗懒惰，让懒惰成性之人厌恶；他判决讼案，不避贵族强权，遭强权贵族厌恶（晏子把这些淫邪放逸、懒惰成性以及贵族强权的人称为“三邪”）；而对于向他“求情办事”的齐景公身边的人，合法就答应，违法就拒绝，又得罪了景公“左右近侍”；他在侍奉公族贵戚时谨守礼节，不越礼犯分，因此也使贵人们对他不满（晏子把景公身边“左右近侍”和“公族贵戚”称为“二谗”）。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邪二谗”们就到处宣扬他的“恶名”，于是他便“毁闻于国”了。

而后面三年他改变了以往的做法，小心处理政务，不修道路，延缓建设；不奖励勤俭孝悌，也不处罚偷盗奸邪；判决讼案时尊重权贵们的意见，“三邪”们因此对他赞誉在外，齐景王的左右近侍有所请求他也一律答应。加重赋税却少纳国库，媚事君王左右，阿谀权贵，如此“二谗”们也在君王面前称颂他，他的善名美誉便传于“内外”。然而，前三年他秉公守礼治理东阿时，救济贫民，百姓无一受冻挨饿；后三年他的作为却使民无积贮，百姓食不果腹，原本应受奖赏的做法却使君王恼怒并欲加严惩；现今应被杀头的作为却受到君王的赏赐和祝贺。他实在“愚昧不明”其中道理，所以不能再治理东阿，并请求让位于贤者，也不敢接受君王的赏赐。

齐景公听完晏子的这段解释后恍然大悟，连忙请求晏子继续治理东阿，并允诺以后不再干预东阿事务。由此事，齐景公也知道了晏子的贤德，后来重用他辅佐国家大政，三年后齐国大兴。

这段故事的主人公晏婴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史记》曾专门为他立传，记载了他出使楚国、不入狗洞、舌战群儒的著名故事。史载晏子在齐国为相期间，始终坚持“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的仁政原则，先后辅政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三代近五十年，使齐国复兴了管仲时期建立的霸业。晏子的“善政之道”和“显赫声名”就连同时代的孔子也对他赞不绝口，称他“救民百姓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太史公司马迁更是心仪晏子，声称假令和晏子生活于一个时代，愿意为他执鞭当马夫。可见晏子在当时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

“晏子治东阿”的故事警醒我们，如何确立共产党员的“名誉观”。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注重利用人的“好名之心”去克制“私利欲望”。共产党人也从来不讳言“名誉”，因为在共产党人看来，真正的“名誉”是人民群众对那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官员的最高评价和最大褒奖。因此，真正优秀的党员干部都把“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看成是衡量自己为政得失的重要标准。在这一点上，古圣孟子的一段论述颇耐人寻味。孟子认为，考察一个官员，君王“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那么什么才是最可信赖的呢？孟子认为，是“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即不但老百姓都说他好，还必须亲自下去调查研究，发现这个人确实名副其实，才可相信。

我们最后还要明白，在古代，晏子可以牺牲东阿百姓三年的“幸福生活”来体现“政绩”和“声誉”，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发展中，这个周期未免过于长了些。我们唯有从晏子治东阿的历史镜鉴中，深刻明白善政为民、谋利为民、取信于民的为官之道，从而真正营造出一片“海晏河清”的良好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