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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杰出士大夫的人格魅力

洪本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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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民晚报》2016年06月26日 星期日  

     北宋杰出士大夫是富于人格魅力的群体，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堪称这一群体中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代表人物。民族英雄文天祥舍生取义固然有他在《正气歌》中列举的历朝英烈为榜样，但本朝先贤的事迹也难以忘怀，成为激励他忠贞不屈的楷模。《宋史》本传载，自为童子时，文天祥见学宫所祠同乡前辈欧阳修等皆谥“忠”时说道：“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奉祀学宫的欧公也使他热血沸腾、感动不已啊！ 　　一、涌现及其形成　　北宋杰出士大夫的涌现，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关于宋之前的五代，欧阳修在《本论》中指出：“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战乱不止，社会动荡，民生凋敝，道德沦丧，儒风不振，故称乱世。宋太祖赵匡胤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上夺取江山之后，巩固政权成为当务之急。他与宋太宗吸取五代军人乱政的教训，实行右文政策，大兴文教，网罗人才，在重振儒风中，建立文官统治的机制。于是，一批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庶族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登上国家的政治舞台，施展抱负，尽显才干。这与唐代有很大的不同。韩愈是才华横溢的贫寒士子，但在讲究门第权势的唐朝，仕途却极为不顺，自称“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三上宰相书，希求施以援手，碰壁之后，只能无奈地去充当节度使的幕僚。　　唯才是举以取士的宋代，让诸多朝气蓬勃的贫寒子弟获得一跃龙门的机遇。王禹偁生于磨面之家而终为一代名臣，就是生动的例子。他七八岁已能文，郡守令其作《磨》诗，禹偁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郡守席上出诗句：“鹦鹉能言争似凤。”坐客皆未有对，独禹偁对曰：“蜘蛛虽巧不如蚕。”后来，宋太宗夸奖他：“王某文章，独步当代，异日垂名不朽。”范仲淹生母改嫁，遂入寺庙苦读，过的是画粥分顿而食的日子。他登第后即复旧姓，接回母亲，后官至参知政事，成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欧阳修四岁丧父，以荻画地学书，35岁即为文坛盟主，官亦至参知政事。苏轼来自西蜀乡间，汴京应举，欧置之高第，继欧之后，成为北宋文坛领袖。　　北宋杰出士大夫的人格魅力是怎样形成的呢？它是儒学思想熏陶、仕宦坎坷磨砺与富于综合素养的结果。　　杰出士大夫钻研儒家经典，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许，尤为关心百姓的疾苦。王禹偁《君者以百姓为天赋》写道：“但人心之悦矣，任天道之何如……善知天者，以民为先。”他重人事与积极入世，乃源自于强烈的民本思想。他以“服勤古道，钻仰经旨，造次颠沛，不违仁义”为人生信条，在晚唐五代之后，为重建儒学的信仰和权威而不遗余力地奋斗。他所倡导的君子风范，包含求道取义的名节观念、行道救时的责任意识和守道不屈的人格精神。 　　欧阳修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以天下为己任，秉持儒家十分积极的入世态度，投入变革现实的斗争。他认为“治乱在人而天不与者”。《五代史伶官传序》就意味深长地感叹道：“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他对人事的关注，主要表现为对黎民社稷的关怀，将国家的安危、百姓的疾苦时时挂在心头。他的《食糟民》诗写道：“官沽味醲村酒薄，日饮官酒诚可乐，不见田中种糯人，釜无糜粥度冬春……我饮酒，尔食糟。尔虽不我责，我责何由逃？”如此地忧民与自责，实在难能可贵。　　仕宦坎坷的磨砺往往伴随着士大夫的成长。杰出的士大夫胸有抱负、刚直不阿、勇于担当、敢作敢为，贬谪往往是他们不可缺少的人生经历。王禹偁《三黜赋》曰：“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期终身以行之。”欧阳修贬官夷陵，长途跋涉，抵达贬所后，更了解社会底层的黑暗，立志为改革而竭尽全力，这就是为后人所称道的“庐陵事业起夷陵”。苏轼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嘲，虽屡遭贬谪，历尽风波，但并没有向命运的不幸与生活的苦难屈服，徐州抗洪、杭州筑堤、海南培育黎族知识分子，尽心地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北宋最为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往往为谪宦迁徙之士大夫所作，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苏舜钦《沧浪亭记》、苏轼前后《赤壁赋》等，都闪耀着这些杰出士大夫的人格光辉。人们不忘为民造福的士大夫，王、欧都曾被贬滁州，都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醉翁亭旁有纪念他们的二贤堂。 　　北宋士大夫多一身而兼三任：官员、文人与学者。身兼三任的素养是他们拥有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官员，他们身负官责，有强烈的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无私无畏；作为文人，他们擅长诗词文赋以写志抒情，又通晓琴棋书画，多彩的人生充满情趣；作为学者，他们满腹经纶，熟知古今，颇多睿智的思考，对社会和文化进步贡献良多。　　诚如陈寅恪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与宋初的重文、崇儒、兴学、育才密切相关。北宋统治者声称愿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先后涌现出的众多杰出士大夫确实忠心耿耿，不畏艰难，投身事业，勇于担当，他们不愧是北宋中前期社会稳定、发展与繁荣的基石。　　二、多方面的展示　　北宋杰出士大夫在他们叱咤风云的政治活动或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中，都尽显自己的人格魅力，其主要表现分述如下：　　公而忘私的宽阔胸怀　　公而忘私，故能以身许国。范仲淹每感激论天下事，奋勇不顾身。他的革新营垒里，有不少志同道合的友人，富弼即是其中的佼佼者。庆历二年，契丹屯兵境上，遣使臣来索求关南之地。宋廷要派员使北，皆因其情叵测，人莫敢行。吕夷简于是推荐富弼。欧阳修引唐颜真卿使李希烈被害事，请为富弼安全考虑，留下他。但富弼毫不以个人安危为念，《宋史》本传载其言：“主忧臣辱，臣不敢爱其死。”仁宗皇帝为之动色。富弼先后两次出使契丹，竭尽心力，一次丧女，一次得子，皆无暇顾之。得家书不阅，谓拆而徒乱人心意。欧阳修在庆历革新遭遇挫折，形势极为不利时，有寄内诗写道：“孤忠一许国，家事岂复恤。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支持范仲淹推行新政的宰相杜衍虽已告老，然而忧国之意犹慷慨不已，每见于色。朝廷举办大典，仁宗特召他陪祀，以示褒奖，杜衍称疾固辞。他临终语不及私，而犹念念不忘国事，上遗疏于仁宗曰：“无以久安而忽边防，无以既富而轻财用；宜早建储副，以安人心。”至于范仲淹捐南园立郡学的事迹，尤见其大公无私的胸怀。那说的是范家有一块宅基地，看风水的说这里是世出公卿宰相的宝地，仲淹回应说，如果确实这样的话，我不敢独享，于是将其捐出建学舍即苏州府学，以造福所有来读书的人。仲淹还有不置洛阳园林而买良田为义庄的故事，均见其先人后己、坦荡无私的宽阔襟抱。　　直言极谏的问政作风　　在封建时代，敢于冒犯独裁者的尊严而放言无忌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北周贺敦，因放胆直言被处死，临刑刺儿舌出血，戒以慎口。满腔忠义的朝臣，为国事直言极谏，触怒圣上而致身首分离的悲剧一再重演。北宋士大夫批逆鳞而无所顾忌，固然与帝王的宽容有关，更重要的是他们自信自尊，无私无畏。赵普举荐人才即是一例。《宋史》本传载赵普“尝荐某人为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复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破裂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范仲淹有三黜三光的不寻常经历：忤当权刘太后，一黜“极光”；谏仁宗废郭后，再黜“愈光”；又斥权相滥用权力，三黜“尤光”。欧阳修尤看重谏官重任在身、不可推诿的神圣职责，在竭力鼓励范仲淹进谏时，刻意宣示“谏官虽卑，与宰相等”的特有权限，强调“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在庆历革新濒临夭折的危机面前，冒着被扣上结党营私罪名的风险，在谏院义无反顾地呈进《朋党论》，劝仁宗用君子之真朋，弃小人之伪朋。调赴外任离开朝廷之后，又声称“不顾群邪切齿之祸，敢干一人难犯之颜”，上疏论杜衍、范仲淹乃可用之贤，无可罢之罪，虽未能力挽狂澜，但仍彰显了奋不顾身直言极谏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当然，欧阳修也为此成为政敌的眼中钉，旋被贬往滁州。　　诚信清廉的人品操守　　诚实守信是与虚假作伪相对立的，正因为有虚伪的存在，更显出诚信之可贵。宋时群臣常被邀赴皇宫赏花钓鱼赋诗。那些才学欠缺者有幸参加宴会赋诗，每每预作准备。天圣时永兴军进贡了“山水石”，皇上即命赋诗，谁也没料到题目，所以多有把诗作得实在不像话的。若干艺人当场表演凑热闹，各执笔作吟咏之态。其中一人忽然仆倒在界石上，被众人搀扶了起来，说道：“数日来作一首赏花钓鱼诗，准备应制，却被这石头擦倒。”话音刚落，引得哄堂大笑。　　北宋杰出士大夫都以诚信为美德。名臣鲁宗道刚毅正直，嫉恶如仇，为人坦荡无隐。一次，他在家附近的酒家饮酒。恰逢真宗召见，宗道归家时，使者已在他家久候，问：“皇上若怪公来迟，何以为对？”宗道答：“只管实话实说。”使者又问：“那皇上不要怪罪吗？”宗道说：“饮酒是人之常情，欺君可是臣子的大罪。”真宗果然问起，使者如实禀报。面对皇帝的诘问，宗道抱歉说：“有故人自乡里来，臣家贫，无杯盘，故就酒家饮。”真宗以其为忠实，可大用，曾跟太后说起。后来太后临朝，重用了鲁宗道。十四岁的晏殊以神童被荐于朝，适逢御试进士，晏见试题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赋，有赋草尚在，乞别命题。”他不仅以富于才情，而且以诚实得到皇帝的青睐，后选为东宫官。晏殊虽不以政绩知名，但善于识才，待人以诚，尽心荐贤。当其居相府时，范仲淹、韩琦、富弼等皆获进用。　　杰出士大夫严守诚信之外，还十分清廉。范仲淹自奉俭约，终身除非招待宾客，每餐荤菜仅有一种；他厌恶奢侈，严禁子媳以绮罗为帷幔。欧阳修为范仲淹撰墓志铭，赞其廉洁而好施，称“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司马光也是士大夫清俭廉洁的光辉榜样。他对贪腐者恨之入骨，视若寇仇，清名远扬外邦。文彦博守北方，遣人入辽国侦探，见辽主宴群臣，艺人扮衣冠楚楚的为官者，见物必攫取怀之，有从其后以木棍痛揍之者，乃司马光也。司马光守清廉，反贪腐，以身作则，更有一篇《训俭示康》书，是写给儿子司马康看的。司马光去世后，立神道碑，皇帝派使者登门赐白金二千两，司马康辞而不受，但使者已离开，司马康又遣家里管事者急赴汴京，将巨款归还公家，这是孝子对亡父谆谆教诲的最感人的回报。　　谦和包容的良好心态　　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北宋杰出士大夫与人交往，有着谦和包容的良好心态。韩琦与欧阳修都是朝中大臣，且长期共事，一同效力于振兴国家之大业。在治国理政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他们都十分尊重对方。欧常感叹曰：“累百欧阳修，何敢望韩公？”韩琦深知自己的《易》学见解与欧有所不同，在欧的面前从不谈《易》学。当韩琦荣归家乡任职时，欧应邀写了一篇《相州昼锦堂记》，这是被人称为以欧公大手笔写韩公大节的“天下莫大之文章”。实际上，在赞颂韩琦大节的同时，此文尚有深层之意蕴。阅韩琦《安阳集》，其中拜坟、省坟之诗甚多，或曰:“山川望远平如日,父老欢迎识旧恩。白昼锦衣人已骇,更留旄节宿郊村。”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或曰“里俗漫矜吾太守,不知何术致民康。”此借“里俗”语以自夸。或曰“为郡偏荣昼锦归,再容乡任古来稀。”“昼锦归”又加上“古来稀”,岂不了得!《相州昼锦堂记》实已隐约表达了含蕴在颂扬之中的劝勉、激励与警醒之意：“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对志同道合的亲密同事与朋友韩琦而言，此文真是欧阳修爱人以德的好文章。　　欧阳修所作《文正范公神道碑铭》披露了政治上曾经长期持敌对立场的范仲淹和吕夷简解仇和好的消息，引起范氏子弟的强烈不满，公然在刻石时删去“二公欢然相约戮力平贼”等六十多字的内容。这是违背客观史实的，让亲历其事的欧阳修难以容忍。范仲淹有《上吕公书》是范、吕二人言归于好的最有力的证据。该书以“昔郭汾阳与李临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讨禄山之乱，则执手泣别，勉以忠义，终平剧盗，实二公之力”为喻，肯定范、吕在国家面临外患时的真心和解与相互支持。范仲淹和欧阳修皆尽力国事，为改革事业并肩奋斗，与吕夷简都作过激烈的抗争，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从国家大局出发，捐弃前嫌，共同对敌，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态度化解纷争，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智慧与谦和包容的人格魅力。　　多姿多彩的生活情趣　　满腹诗书、出口成章、多才多艺的北宋士大夫，在他们的日常交往中，充满了生活情趣，不乏令人解颐的场景。欧阳修与宋祁一起编修《新唐书》，深知宋祁好用难字僻语。故意以“宵寐匪祯，札闼洪休”表达夜梦不祥，书门大吉之意，又以“震霆无暇掩聪”表达迅雷不及掩耳之意，妙讽宋祁。苏舜钦是宰相杜衍的女婿，还是饱学之士和著名诗人。《中吴纪闻》记载他以《汉书》下酒的故事：读《汉书·张良传》至“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时，苏舜钦突然拍案道：“可惜啊！没有击中。”于是端起满满一杯酒就下肚了。后读至良曰“臣始起下邳，与上相会于留，此天以臣授陛下。”依旧拍案道：“君臣相遇，其难如此！”又举起一杯酒喝光。杜衍知道了大笑，说：“有如此下酒物，一斗酒也不算多呀。”　　苏轼与黄庭坚评说对方书法亦颇有情趣。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载：“东坡尝与山谷论书。东坡曰：‘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山谷曰：‘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苏与黄属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皆博学多才，书法都自成一家，为后世所器重。他们相互间可谓知己知彼。“树梢挂蛇”与“石压蛤蟆”的妙喻，堪称挖苦式的精彩点评，过招之后的大笑，展现了何等的豪情、才智和幽默！　　黄庭坚是坚强的，在被贬往遥远的西南艰辛度日的困境中作《题自书卷后》。他自述被赶出宜州关城，无奈地“抱被入宿子城南”，在听任风吹雨打的破房子中栖身，随即发慨道：“余以为家本农耕，使不从进士，则田中庐舍如是，又可不堪其忧邪？既设卧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为资深书此卷，实用三钱买鸡毛笔书。”就当还是务农，没中进士吧，又有何不堪？面对“西邻屠牛”的案板和嘈杂声，我正用“三钱买”的“鸡毛笔”书写呢？在苦难中仍不失达观与幽默，对无以复加的迫害无比蔑视，这是何等高尚的情趣和坚毅不屈的人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