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氏网新闻】【(胡)舒立观察】什么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中华殷氏网 2014年8月19日 胡舒立


【(胡)舒立观察】什么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来源于财新《新世纪》 2014年第32期 出版日期 2014年08月18日)

一切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都应冲破,一切阻碍民主与法治进步的禁锢均应摈弃。惟有如此,改革开放才能取得一次又一次新飞跃。这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

  

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官方和民间料将举行隆重活动,缅怀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伟人离世转眼已17年,但是,就治国理政的路线、方针、政策而言,今日中国仍可说处于广义的“邓小平时代”。在中国应对社会、经济、政治体制转型带来的严峻挑战,全面深化改革的关头,如何继承邓小平,超越邓小平?诞辰纪念为思考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邓小平留下的政治遗产是异常丰厚的。他顺应历史潮流和民心所向,提出了一整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过,他思想中最可宝贵的精华便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也是他的世界观最鲜明的特征。正是依靠“真理标准大讨论”,他果断终结了“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后来,他又提出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据此制定了“三步走”战略。而最能反映他实事求是品格的,就是他对中共内部“极左”思想的鲜明态度。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实现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到90年代初南方谈话,他对极“左”的危害一直有清醒的认识,对极“左”路线的卷土重来保持高度警惕。特别是他在南方谈话中公开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比右更危险,表现出巨大的勇气和智慧。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伟大贡献。

当时,正值苏东剧变不久,“左”的思潮一度甚嚣尘上,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经济连续三年低迷。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做出的这些论述基于历史,又开创了历史。这是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亮丽谢幕,其表态可视作郑重的政治嘱托。

  20余年弹指一挥间。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可观,中国改革也步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利益格局和社会矛盾。不少人提出“超越左右”,以谋求改革共识。还有人士认为,左右之分已是过时的政治修辞,不能概括当下的现实。这些看法都不无道理。不过,对重要范畴的讨论,需有一致的内涵与外延。在中国现实语境中,邓小平对左与右的理解依然成立,邓小平关于“主要是防止‘左’”的遗训仍然有现实意义。

  应当承认,当今从内心顽固坚持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的人已经不多了,即便在对改革开放路线牢骚满腹的人士中,公然主张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甚至向往“文革”的人也是少数。但“左”的惯性仍然强大,传统的教条、口号,无形的棒子、帽子,仍在压制人们寻求改革突破的热情。“左”的思潮还表现在对全面改革的认知上,特别是在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基层民主建设、司法改革和舆论监督等方面。此外,无论是老“左”还是新“左”,均乐于为“大政府”背书,为权力站台。我们无从验证这是理念使然,抑或只是一种面具,客观事实是他们很少主张“把权力关进笼子”,以法治的力量制约权力。这就为形形色色的腐败扮演了鸣锣开道的角色。验之以周永康、薄熙来等腐败分子的言行,显示“左”与腐败有着相辅相成、一表一里的关系。“左”,正可成为腐败分子的护身符。

  如同任何伟大人物一样,邓小平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早在1980年所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中,邓小平便提出“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主张对权力加以约束;同年底,他强调指出:“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 但是,时至今日,这些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不过,伟人未竞的事业,正是后辈政治家建立历史功业的起点。中共十八大以来,决策层努力全面深化改革,并通过前所未有的反腐行动,树立了领导威望,凝聚了党心民心。下一步建设法治国家方针明确,部署有力,则不仅是反腐的治本之策,而且可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可靠的制度环境。倘能真正实现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所有公民的权益将得到平等保护,从而实现真正的“超越左右”。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解放思想永无止境,实事求是当无禁区。为了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一切不合时宜的条条框框都应冲破,一切阻碍民主与法治进步的禁锢均应摈弃。惟有如此,改革开放才能取得一次又一次新飞跃。这是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和告慰。

  (本文为2014年8月18日出版的财新《新世纪》周刊第32期社评)

 

【附件】胡舒立简介

 

胡舒立,女,1953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2009年11月辞去《财经》杂志主编,就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担任院长。胡舒立女士现任财新传媒总发行人兼总编辑、财新《新世纪》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人物简介编辑

胡舒立,女,祖籍上虞丰惠,母亲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工人日报》编辑。可以这么说,胡舒立的血液里流淌着新闻工作者特有的遗传基因。外公胡仲持,是著名乡贤、新闻出版界的老前辈,大外公是著名乡贤、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是我国新闻出版界的开拓者。

【二】个人履历编辑

1982年,胡舒立毕业进入《工人日报》国内部担任记者。第一篇有影响力的报道是在1985年,关于河北省华北油田的揭露性报道。

1985年,胡舒立被派往厦门做驻站记者。

1985年,应美国一家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的邀请,在美国进行为期5个月的访问,让胡舒立对自己从业的思考又一次发生了转变。

1987年8月,胡舒立拒绝了在洛杉矶一家报纸的工作机会,回国后写成《美国报业见闻》一书并在1991年出版。

1992年,胡舒立从任职10年的《工人日报》到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

1994年,胡舒立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为期一年的学习。选择研读发展经济学。

1995年,她获得外国记者中心(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

1998年,《财经》创刊,胡舒立任主编。

2009年11月,从《财经》杂志辞职。

2009年12月18日,开始担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

2009年12月30日,《新世纪周刊》总编辑,并被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聘为兼职高级研究员。

2009年12月,胡舒立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2009年度世界百名思想者”。

2010年5月,胡舒立获评中国证券市场20周年回顾与展望论坛“最具影响力财经传媒人”。

2010年12月,胡舒立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2010年度世界百名思想者”。

2011年1月,胡舒立获评中国传媒年会“2001-2010中国传媒贡献人物”。

2011年4月,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获评美国《时代》周刊2011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100强。《时代》周刊称,胡舒立13年前创办《财经》,一年多前再创财新传媒,并将其发展成为“中国杰出新闻报道的典范”。

2011年4月,《舒立观察:中国十年之真问题》入选“中国图书势力榜”。

2011年,荣获“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

2012年,荣获由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密苏里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

2013年,入选“福布斯亚洲商界权势女性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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