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中华殷氏网 2011年11月4日 郭沫若
作者：郭沫若1959.04.08 人民日报
一 历史研究的方向问题
在今天，作为学术研究总的方向来说，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史学研究的任务自然也不能例外。方向已确定了，问题是如何去走，亦即方法问题。这一点，同样也是很明确的，我们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研究也应该走群众路线，集体地从事有计划的分工协作。这样就可以做到“多快好省”。
方向确定了，方法也找到了，那么，在史学领域里，要搞些什么呢？通史应该搞，专业史、断代史也应该搞，党史当然更应该搞。此外，世界史、亚洲史的研究也要积极开展。专业史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思想史、经济史、文化史、文学史等；在文学史中又可分为诗歌史、戏剧史、小说史等。特别是工艺史，这是劳动人民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历史的一部分。劳动人民创造的工艺品，丰富多彩，值得我们注意。例如剪纸的花样就很多，其他如用草木编制的、象牙雕刻的各种工艺品，花样之多且巧，足以惊人。但是，研究工艺发展的历史，我们还未予以充分注意，今后应该重视起来。
一部中国通史，是中国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编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这是大家所一致期待的。当然，中国通史的著作，现在并非没有，但我们希望能有更好的通史编印出来。除通史外，专业史、专题史（如对某一个历史人物、某一件历史事实的研究）、特别是各民族的发展史等等，都应该注意。过去中国史书上所反映的中国历史，对于少数民族很少注意，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也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各民族的发展和贡献，它们同汉族的关系等等，都应该好好研究。
通史要搞，断代史也要搞。断代有两种方法。旧方法是以朝代为段落，譬如研究夏、商、周、秦、汉……等等朝代的历史。研究这样的断代史，本身并不能说有什么不对，重要的是看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去研究。只要立场观点方法对头，历史上的某一个人物、某一件事实，尚且应该研究，为什么一个朝代的历史就不可以研究呢？断代的新方法是根据社会发展的五个时期来划分段落。应该研究这样的断代史，当然更不用说了。
近几年来，工矿单位日益增多，特别是人民公社，更是最近出现的崭新的事物。很多人在编写工矿史、公社史，这是很好的现象。在工矿和人民公社中，真是大有可为，有很多出色的、可作为典型的单位。大型工业如鞍钢、开滦，农业如安国、遂平，乃至如毛主席称赞过的河北遵化王国藩合作社，即所谓“穷棒子社”，都可以成为典型。把这样的典型单位的发展过程写出来，对其他单位可起示范作用，对全国人民都有教育意义。所以编写工矿史、公社史，或者工矿公社之外的其它企业或机构的历史，并且尽可能把它们写好，这是很有价值的。这的确是历史研究的新的方面。但我希望不要把写工矿史、公社史等和搞通史、专业史等对立起来。工矿史、公社史除提供典型之外，主要在提供材料，需要我们在这基础上再加以总结、提高；使局部的东西成为更全面的东西。通史、专业史还是需要的，工矿史、公社史不能代替通史、专业史，但将来的通史、专业史的撰述却离不开工矿史和公社史。
工矿史、公社史，由什么人来写比较合适呢？我看可由各个单位自己来搞。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他们完全有力量来搞。但也无妨由从事历史研究的专业干部选择几个重点单位，下去帮助他们搞。历史专业干部下去，用较多的时间，比方三年左右，帮助工农群众写各该单位的发展史，这是值得提倡的。工矿、公社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它们的历史也就不可能在一次就写完。因此，下放的历史专业干部需要有定期“瓜代”的制度，轮流下去，继续不断地帮助编写。这样，即便于写出典型单位的历史，同时也可以训练历史专业干部，使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
现在中国科学院有历史研究所，还有考古研究所。设立专门的研究所来研究历史和文物，这在我国古代是没有的。中国古代只有官方的修史馆或半官方的、私人的修史集团，他们的任务，着重在编修前一代的历史。今天历史研究所所做的主要是从文献中研究以前的历史。我认为，业务范围还可以扩大。中国古代修史的优良传统有继承的必要。历史研究所的工作，应该侧重到修史方面来。在我国，有很多历史应该写，而还没有组织人来写，即使在写也还没有写出较好的著作来。例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省港罢工、红军长征……等等，都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可是至今还没有有系统地加以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进行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也还没有在科学的基础上写出著作。这都是历史工作者应该作的。
以任务带动科学研究，是个好办法。自然科学的研究已经在这样作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应该如此。在史学工作方面，我觉得可以组织力量，规定任务，来进行工作，譬如成立小组，编写抗美援朝史之类，这样做，既可以训练人才，也能发展史学。如果脱离任务，孤立地进行研究，是不容易搞出成绩来的。最近，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院外有关单位合作，集体地编写中国通史，这可以看作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当然，除集体编纂外，我们也应该欢迎个人撰述。史学工作中也尽可以百花齐放，只是集体编纂的工作，我们以前忽略了，这是值得注意的。
二 打破王朝体系的问题
旧时代的史书，是替帝王将相作家谱，那种编写方法，无疑地是应该抛弃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应该打破封建王朝体系，这是对的。
但打破王朝体系，并不是要求把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抹掉。事实上既存在过朝代，如何能抹得掉呢？我们要打破的是旧的历史观点、封建正统观点、专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办法，而不是简单地把王朝抹掉。如果我们的立场、观点不对头，既使抹掉了王朝，也依然写不出为今日所需要的历史著作来。
历史研究的总的方向和方法，前面已经谈过。在这个总的方向和方法的指导下，研究某一个朝代的历史是允许的。这些朝代的称号、年号等等，也没有删掉的必要。在我们看来，夏、商、周、秦、汉……等不过是Ａ、Ｂ、Ｃ、Ｄ……等符号；帝王的称号，也犹如张、王、李、赵……等姓氏一样。中国历史上帝王的国号、庙号、年号；几千年传下来，已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沿用它们，实际上也只是当作一种符号罢了。至于历史上的编年，如果单提年号，如说建安若干年，或贞观若干年，人们不容易马上知道究竟距今多少年；如单提公元若干年，也不容易马上知道究竟是何朝代，因此，以采用双轨制为宜，即把王朝纪年和公元纪年同时并列，这对读者是很方便的。
历代的帝王，都是有姓名的，但一般人只记得他们的姓，至于名字，就很少有人说得出。有的历史书上不写帝王的称号（如明成祖、宋太宗等）而直接写他们的名字，这样反而使人不懂。我们在历史著作中称他们为帝，并非表示对他们尊敬；称他们为太祖太宗，也并非就真是我们的祖宗。实际上都不过是一种符号而已。要从中国历史上把王朝的许多称号完全抹去，反而有很多不方便。
历史是发展的。过去，许多人认为只有古代才是盛世，有人推到唐尧虞舜，有人推到伏羲神农。在外国也有类似的情况。直到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人们才弄清楚历史是发展的。不仅社会的历史是发展的，而且生物的历史、地球的历史、整个宇宙的历史也都是发展的。总而言之，是后来者居上，现在比过去好，比过去进步。譬如奴隶社会总要比原始社会进步，封建社会总要比奴隶社会进步。我们如果能够站在历史发展的观点上，看到这一个阶段总比前一个阶段进步，这样就能够从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所处的那个阶段上去研究问题，比较容易评定它们的价值。相反的，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历史，那么，可以写的，可以肯定的，就不多了。而这样做，即所谓反历史主义，显然是不对的。
总之，中国历史上既有王朝存在，在史书中就不好不提。写通史是这样，写专业史也是这样。前面已经讲过，旧的断代研究应该予以保留，当然也可以把它们包括在新的断代（以社会发展五大分期为段落）研究中去。
从新的历史观点出发，固然应该着重写劳动人民的活动，但以往的社会既是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活动也就不能不写。统治阶级的活动对当代的人民有利，对整个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利，我们就肯定它；相反的，我们就否定它。但否定它并不是抹杀，而是批判。所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使有时是狗咬狗，如果关系重大，也值得写。例如西晋的“八王之乱”完全是狗咬狗，但招致了“五胡乱华”，甚至南北朝好几百年的分裂；完全不提，那是不妥当的。
三 史料、考据和历史学的关系问题
研究历史当然要有史料。马克思主张尽可能地占有大量资料，也说明资料对科学研究的重要。占有了史料，就必须辨别它的真假，查考它的年代，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一番检查的功夫，也就是所谓考据。这些工作是不可少的，是应该肯定的。但它毕竟是历史研究的初步阶段。没有史料固然不能研究历史，专搞史料也决不能代替历史学。过去，旧的史学工作者停滞在这初步阶段，就认为很够了，说什么整理史料即历史学，这显然是错误的。
中国的史料很多，除去正史、野史这些文字记载外，还有许多实物史料，如出土的文物等。建国十年以来，发掘出的文物，包括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就达几百万件之多。另外，在海外也有许多资料，有的和中国直接有关，有的虽无关系，但也可用来作比较研究。譬如我们研究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就要比较地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史料。恩格斯就曾利用摩尔根关于美洲红色人种的资料研究国家、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地上地下，海内海外，这样浩如烟海的史料，我们要加以整理和分析，当然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而应该分分工，排排队，搞出些有权威性的工具书来。这对历史研究是很有帮助的。在这方面，我们作的还很少。这是一件大工程，需要大家分工合作。
占有史料以后，要加以整理分析，这是历史研究的第二步。这就要求我们在那么繁多的史料中分清主次。在史料中，有重要的、次要的、也有无关重要的。我认为，对民族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等有关的史料是头等重要的，应该尽量搜集，优先整理。这方面的史料，不完全限于文字记载上的，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东西，比文字记载还可靠。对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就要靠石器、陶器等来研究。
历史发展中的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在过去的史书中是不大被人注意的。在古代的史学家中，司马迁比较重视这方面的材料，他的“史记”中就有八书主要记载文化，就中如“平准书”更特别叙述财经方面的历史。以后的有些断代史和通史（如“通鉴”之类），对这些问题就很忽视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应该特别重视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些方面的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应该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旧的历史学者，对史料讲究所谓“四把钥匙”，即年代、职官、地理、目录。从前面所讲的观点来衡量，就不可能认为都是“钥匙”了。当然，我们也不好说这些都值不得研究。其实某一项史料的重要与否，要看它对问题解决的需要程度而定。例如“年代”，如果不是孤立地、事无巨细地去考证它，那也不能笼统地说弄清楚年代就没有用，古代史分期问题就是“年代”问题。“职官”也是如此。譬如“周礼”上记载周朝按天、地、春、夏、秋、冬分设六官，官各设六十职，共三百六十职，恰合黄道周天三百六十度和一年三百六十日之数。这显然是后来有些天文知识的人搞出来附会到周朝的制度上去的，实际情况当然不会是这样。如果肯定“周礼”是西周的典礼，那就会把西周说成为已进入封建社会了。“地理”，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向来是很密切的，一个民族的发展，和它所在区域的地理条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尽可以看出历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的概况。至于“目录”，历代史书多有“艺文志”，虽仅具目录，但据此也可考察当时的文化发展情况之一斑。所以搞这些史料，有的重要，有的不重要，不一定都是“钥匙”。
当然，史料中有不少是过于繁琐的、无关重要的东西。例如，有人考证洪秀全有没有胡子，这样的问题，当然不能认为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不过，如果有人要搞，我认为也可以由他搞去，这总比什么也不搞要强。因为“竹头木屑，皆为有用”（陶侃语）。这些琐碎的东西，说不定有时也用得上。例如在历史博物馆里要挂洪秀全的像，那就用得上了。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我很赞同这段话。当然，这种做法不能提倡，不能把很多的人力放在这些方面，要引导大家从大处着眼，把精力集中在大的事业上。
占有和整理了史料，如何运用它们，这是历史研究中更重要的问题。有了史料，如果没有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加以处理研究，好像炊事员手中有了鱼、肉、青菜、豆腐而没有烹调出来一样，不能算作已经做出了可口的菜。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用大量的史料来具体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今天我们很幸运，研究历史有了极重要的方便条件，因为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中已很扼要地说明了。我们根据马克思这一灯塔似地说明，就有可能批判地利用史料，编写出通史、专业史和其他历史著作来。
固然，史料不能代替历史学，但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那是空洞无物的。炊事员仅抱着一部烹调术，没有做出席面来，那算没有尽到炊事员的责任。由此看出，没有史料是不能研究历史的。因而，对搜集、考察史料的工作，不能一概加以否定。我们反对的是为考据而考据，以史料代替史学。但如有少数人一定要那样作，我认为也可以由他去，因为这总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要好一些。
四 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如同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一样，应该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进行研究。前面已经提到，历史是发展的，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
根据这样的原则，我认为历史上有不少人物是应该肯定的。但其中有些人还受到歪曲，应该替他们翻案。殷纣王、秦始皇和最近正在讨论的曹操，都是。就拿殷纣王来说，许多史书上都说他是“暴虐无道”、“荒淫无耻”的昏君，好事不做，坏事做绝，简直要不得。但据现有的一些史料来分析，殷纣王倒实在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相貌也很端庄魁梧，并非如人们想像中那么狰狞可怕。他对中国民族的发展，做了一些好事，对古代中国的统一，有不小的功劳。提到古代中国的统一，人们很容易想到秦始皇。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古代中国归于一统是由秦始皇收其果，而却由殷纣王开其端。
殷纣王曾经平定了东夷。东夷是长江流域的先住种族，在殷代末期有很大的扩张，发展到了淮河流域，甚至到了现今的山东地带。殷纣王费了很大的力量，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俘虏了“亿兆夷人”作自己的军队，而周武王却结合起西南和西北的其他种族来打他的后路，结果由于俘虏兵掉头而使殷纣王失败了。但殷纣王虽然失败了，他所开拓出来的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却成为宋、楚、徐（殷人的直系或同盟种族）的根据地。周人因袭着殷代的文化在北方发展，宋、楚、徐等国承继着同一文化在南方发展。西周几百年间，南北事实上是敌对的。但到春秋时代便逐渐形成了合流的形势。文化是同出于一源，故在春秋时，中国的南北事实上已经是“车同轨、书同文”了。由古代万国而十二诸侯而七雄并列而大一统，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故中国的统一是殷纣王开其端，而秦始皇收其果。
史书上所以记载殷纣王“暴虐无道”等等，可说是受了周朝反宣传的影响。关于殷纣王的翻案，我在“青铜时代”的“驳‘说儒’”中有一段文字，似乎可供参考。
评定历史人物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夸大、也不缩小。人们对各朝各代的帝王，往往容易一概否定，其实这是不妥当的，应该具体分析。有些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甚至如康熙、乾隆等，对民族、对经济、对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在当时是有过贡献的，我们就应该给以一定的地位。
除去对历代帝王应该这样考察以外，各个时代中有关思想、文学、科学技术方面的人物，尤其应该正确地估计他们的作用，加以重视。过去的历史书，在这方面的注意是不够的，一般都是偏重在政治方面的记述，对文化发展的情况写得不多。特别是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杰出人物的叙述，显得尤其贫乏。过去的史学家没有重视这些，也不必责怪他们；可是今天我们的新史学工作者，却不能不加以重视了。
（此文以答“新建设”编辑部问的形式载于今日出版的“新建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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