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殷商灭亡为史鉴，正确认识和处理今日中国的社会矛盾
- 中华殷氏网 2010年2月28日 殷作斌
以殷商灭亡为史鉴，正确认识和处理今日中国的社会矛盾
殷商传承文化研究网站长 殷作斌 2010-2-28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安阳殷墟在2006年7月13日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正式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来，对殷商史的研究、对甲骨文的研究，特别是对殷商末期社会矛盾和殷商王朝灭亡原因的研究渐成热门，其显著的标志是对商代社会的研究不再是少数专家的专利，而变成一般学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讨论的热门话题。一般学者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什么突然间会对三千多年前的商代社会的社会矛盾和殷商灭亡的原因感兴趣了呢？笔者认为，这是党、政、军、民中大多数人看到了今日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与三千多年前晚商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有某些相似之处，导致中国共产党人陷入了空前的执政危机的缘故，人们看到以毛泽东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人民革命事业和他们亲手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有可能成为历史，心中感到无比的惋惜，于是就想到三千多年前的商周交替事件中，去寻找正确认识和处理今日中国的社会矛盾的钥匙，以挽救党、挽救国家，以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只是他们一时不敢在文章中明确说明而已。本文破题就斗胆明示写作目的，希望研究殷商史和甲骨学的专家学者不要笑话。我的这个观点早在2009年8月召开的“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殷商文化学会2009年年会）上（即烟台会议）就曾亮出，为此还受到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当代著名殷商史和甲骨学大师出于爱护角度的严厉批评。我认为研究殷商史和甲骨学的意义除了还原被埋没了的或被歪曲了的中华民族的远古灿烂文明的史实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外，更主要的是以史为鉴，从历史中去寻找正确认识和处理今日中国的社会矛盾的钥匙和治理今日中国社会的途径。
二、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改革开放政策真的错了吗？
纵观近代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马鞍形或“之”字形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未来历史发展的端倪。能击败无比强大的人类公敌希特勒、为人类社会做出历史性贡献的苏联竟然消亡于叶利钦的振臂一呼中，历苏联和东欧剧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曾做了一个好梦，满以为马克思主义破产了，社会主义完蛋了，剩下一个中国共产党即使不去收拾它也会在历三四代领导人之后慢慢被和平演变掉的。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中流砥柱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起死回生，又会从低谷中走出来，而且以国民生产总值(GDP)和外汇储备论，经韬光养晦20年后的中国经济实力竟然进入世界前三名。对此，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惊叹，我们共产党内一些权威人士也窃窃自喜，又像1958年那样，大谈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实他们都错了，对境外资产阶级而言，是他们低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生命力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能走出低谷一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真理，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是不依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头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走出了教条主义的理论柜架，科学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对我们党内一些窃窃自喜的同志而言，错在他们说惯了“官话”，一有成绩便想到是传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对这一点，笔者想多说几句，因为这种认识恰恰是当前最危险的认识。事实上是历苏联东欧剧变，特别是历文化大革命的洗刼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得已才改弦更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吸收了资本主义中合理的东西，发展私有制，实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中合理的东西，救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命。我们将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我们原来是计划经济，在冷战时期属于社会主义市场，没有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搅到一起，或者说陷入不深，所以，世界经济危机一来，中国受到的牵连较小，哪里是什么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然，我们不同意谢韬、辛子陵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打左灯向右转”、是“挂社会主义之名走资本主义之实”、将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观点，但是辛子陵说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资本主义那儿学到了合理的东西，是靠资本主义的合理东西救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命是一点也不错的。笔者认为小平同志开创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命力就在于他不拒绝资本主义的合理东西或成功经验，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计划经济也不为社会主义所特有，实际的世界经济格局是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必须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我们以前的计划经济错就错在我们没有按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制订计划，那是凭领导人拍头脑子搞出来的东西，什么“七年赶英十年超美”类的计划就是这一类东西，其实施的后果就是在三年间饿死了3755万人。中国共产党人欠人民的这一笔债历来是党内右派同志死揪住不放的东西。[笔者注：过去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正式解密，对外公开。该项国家档案解密“三年自然灾害”因饥饿死亡的原始数据是3755万。和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估计的至少饿死3600万，非常接近。现在党内辛子陵等人将这一罪过全栽到毛泽东同志头上，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是当时三大改造完成过早，党中央犯了急性病，错误估计了形势，拔高了人民群众的觉悟，错误是党中央集体犯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份。顺便指出，辛子陵在其洋洋70万字的新著《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中对毛泽东一生作倒三七开评价，更是极端不公正的，是全党全民绝对不会认可的。毛泽东以下的三大功绩为我们中华民族今天能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奠定了基石：①领导中国人民搬走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中国大陆上无帝国主义一兵一卒，使一度受列强宰割的中华民族又像当年殷商帝国、汉帝国、唐帝国那样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②民主革命胜利后，面对美帝国主义妄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的干涉，又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毅然出兵朝鲜，敢于摸打着联合国旗号的世界头号帝国主义的老虎屁股，迫使这只张牙舞爪的大老虎乖乖地坐到谈判桌上来；③上世纪六十年代面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无理挑衅，又做出维护民族尊严的抉择。毛泽东以其三大功绩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崇高地位，毛泽东既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又是中华民族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的业绩将永载史册，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他的这个历史定位是任何人也挪动不了的。他对人类文明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贡献是不可以用几比几的比例来计算的，涉及对毛泽东评价的任何功过比例的说法都是不妥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笔者认为，对毛泽东的评价以功就是功、过就是过的功过分开的说法为好，不要再搞什么正三七或倒三七。窃以为毛泽东的过错，主要在建国以后。错误产生的原因一是因为他居功骄傲，搞专制；二是因为建国后党内缺乏民主和他的战友对他过分的捧场和宣传个人迷信有关，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林彪等。党内民主的缺乏和他的战友的捧场，助长了他的骄傲，致使他的权力不能受到有效的抑制，终于使他老人家铸成大错，在一世英名中留下污点。但金子终究是金子，绝不会因为粘上泥土而真变成土。如果当年党中央中，类似彭大将军的人多些，毛泽东也不至于犯那么大错误。所以笔者认为，建国后毛泽东所犯错误是以他为首的领导集体的错误，1966年在清华大学东大广场，我亲耳听到亲眼看到周思来带着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冒着倾盆大雨高呼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和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演说，记得周恩来那天还冒雨亲自指挥万人群众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要不是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的附和与支持，毛泽东一个人能发出“五.一六通知”和“八.八决定”？毛泽东一个人能搞成文化大革命？现在墙倒众人推，将建国后我们党犯下的所有错误都栽到毛主席头上，我们的敌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著书立说这样讲，我们党内的一些权威人物也这样讲。敌人这样讲，那是因为他恨我们，要打倒我们，要砍我们的旗子。我们党内的人也跳出来这样讲，那就是非常不公正的，这种做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请问辛子陵同志，您口口声声要追求公平和正义，难道您对毛主席的倒三七评价就公平么？笔者提醒现任中央领导人注意，毛泽东千错万错，但他为中华民族复兴立了大功，他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一位空前的民族英雄，他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无产阶级的一面旗子，这面旗子千万不能让人砍倒。上世纪五十年代赫鲁晓夫砍了斯大林那面旗子的后果是什么，大家是知道的，现在我们党内正有人企图将毛主席遗体和毛主席像赶出天安门当中国的赫鲁晓夫呢！]现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出了大问题，养育出了一个权贵集团或权贵资产阶级［我们暂且称之为权贵集团或权贵资产阶级是为了与蒋介石时代的官僚资产阶级或官僚资本集团相区别，就其实质，二者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是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蒋介石集团的高干子女为主体，后者是以我们党的高干子女为主体而已］。这又成了党内左派同志反对中央经济改革政策的口实，请问马宾等今天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你们指责中央搞经济改革是搞修正主义，难道你们愿意回到吃饭要粮票、吃菜要油票肉票、穿衣要布票、买日用品要购买卷的贫穷社会主义时代吗？改革过程中，经济出现危机，政治也出现危机，是不是改革开放搞坏了，搞错了？不是。改革开放纵有一万条缺点也比过去票证时代强得多，起码没有饿死一个人，在比过去人口多了一倍的情况下，取消了票证配给制，保证人人吃饱穿暖，生活达到了小康。这是了不起的成就。搞改革的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功不可没。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的有机结合，发生质变，产生出一个新东西，这就是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名字很好，要比谢韬、辛子陵等人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名称好得多，因为众所周知，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批了好多年的修正主义，你现在再将它搬出来，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是不会接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掉了计划经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理论，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的结合，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现在改革出了问题，不是“主义”错了，而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使党和政府的官员的权欲和贪欲没有受到有效的限制，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变成了少数官员可以任意支配和享用的“官有制”，也就是说，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成果分配上失去了公平和正义，使改革开放的成果为少数官员及其子女亲属所吞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衷是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谋发展，不丢社会主义旗帜，是要摆脱贫穷社会主义，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实现公平和正义，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达到这个目的，终于出现了今天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改革速度快似箭飞，政治改革速度慢如牛行，效率上去了，但公平出了问题，导致了权贵集团的孕育、诞生、成长和坐大，他们占有了经济发展的太大的份额，导致改革共识的破裂。这就走到了改革初衷的反面。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我们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正是他们无声或有声的抵制，才使我们的政治改革寸步难行，才使我们的经济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辛子陵同志在2010年春节上海座谈时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就充分说明了中国权贵集团的代表左右党的政治改革进程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十七届四中全会上，胡温将领导干部公示财产的阳光法案提交全会，竟然被否决了。这件事给了我极大地震动。阳光法案反映了党心民心，如果全党公决，或全民公决，都会通过的。被否决的事说明，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准确地说是他的多数，不能反映党心民心，跟全党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跟全国人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这些反对阳光法案的中央委员还是我们的人吗？还是我们选出来的代表吗？作为一个老党员，我动议：十八大选举，凡拒绝向全国人民公布财产者，不能当十八大代表，不能当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纪委委员的候选人。省、市、县换届选举也应该如此。” 辛子陵披露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内幕是否真实，我无法去求证。但如果这是真实的话，那真是令人震惊的事。辛子陵虽然认识偏右，但他这出自内心的呐喊，却是我们应该百分之百响应的，如果全党公决能通过的提案却不能在党的中央委员会上通过，那只能说明一点，这个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成员已不代表全党的心了。
三、今日中国与商末社会矛盾激化状况的相似性
从安阳殷墟80多年的科学考古和研究的成果可看出，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文化确实是博大精深的，可以毫不跨大地说，历史上的殷商帝国曾是屹立东方称霸世界的超级大国，殷商帝国的灿烂文化曾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经盘庚迁殷和武丁中兴的殷商帝国将人类文明推进到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是当时地球上唯一可以和二战后美国相比的超级大国。这样初看起来无比强大牢固的殷商帝国大厦竟然在商周牧野会战后顷刻瓦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当年殷商帝国顷刻瓦解的历史教训难道不是今日我们共产党人摆脱执政危机的最好的史鉴么？
窃以为，殷商奴隶社会发展到帝乙、帝辛时期，已经到了表面强大，内部分崩离析、社会矛盾重重的时期。诸如：奴隶主贵族对奴隶的残忍迫害、奴隶的起义和军队中奴隶的倒戈；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内部既得利益的保守派对帝辛一系列改革政策的激烈反对；统治集团内部反中央派的成长、坐大；帝辛不顾人民疾苦，连年对外用兵，不仅致京城空虚而且激起民怨；周边方国的成长、坐大等等。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奴隶主贵族与奴隶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这是牧野会战中商兵纷纷倒戈的根本原因。据胡厚宣父子在其《殷商史》一书中统计：对已经发掘的晚商墓葬考察（已经考古发掘的毕竟是少数），已经确认有3684人被活活杀死殉葬；若从已经发现的甲骨卜辞的记载进行考察，“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在这八世、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公元前1395～前1123年）的奴隶社会昌盛时期，共用人祭一万三千零五十二人，另外还有一千一百四十五条卜辞未记人数，即使都以一人计算，全部杀人祭祀，至少亦用一万四千一百九十七人”［笔者著：文见《殷商史》第166～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这个惊人的数字其实并不完备，因为还有好多片甲骨没有统计在内。到帝辛时，虽进行改革，实施了改善奴隶待遇的政策，但由于遭受到保守派的抵制，实际上难以执行。晚商时期，奴隶主贵族不将奴隶当人看待，任意压迫残杀，是奴隶起义、军中奴隶兵大批倒戈，最终导致殷商亡国的根本原因。
看殷商社会，观今日中国，时隔三千多年，但从社会矛盾的激化情况来看，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除了前面已经初步提到后面还要详加分析的与党内官员搞在一起难于分辨的权贵集团成长、坐大、拼命抵制改革或钻改革政策漏洞拼命敛财外，还有各层官员轻则官僚作风盛行骑在人民头上当老爷，重则贪污腐败搞女人，激起民愤，各地群体性事件（实际就是农民或工人的起义）绵连不断，据辛子陵今年春节在上海座谈会上披露，全国一年共发生十二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如果他说的数字属实，那是个什么概念呢？这就是列宁说的上层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下层广大被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的那种人民大起义临近的标志。面对烽烟遍地的政治局势，集训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准备镇压是下下策。上策是平息民愤、化解民怨、挽回民心。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发生比改革更加难以承受的人民起义、人民革命。笔者斗胆敦促现任主要中央领导深思，现在已经是人民留给我们下决心与新生的中国权贵集团（或权贵资产阶级）作生死搏斗、实施政治改革的最后机会了。如果，再拖延下去，与三千年前类似的纣王丢权辱国的命运就向我们共产党人招手了。曾记得，在建国之前，我们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如鱼似水，现在这个关系已经倒过来了，现在许多共产党官员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已经是水火不容了，这些官员已经如同坐在一座将要爆发的火山口上，因为他们心里想的已经不是如何为群众谋利益，而是想方设法怎么动用警力镇压发动所谓“群体性事件”的人民群众了。当然其中也可能真有坏头头在兴风作浪，但奇怪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为什么不紧跟一心为他们“谋利益”的共产党官员走，却偏偏会跟着一小撮坏头头瞎起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连我们这些普通党员都是懂的，为什么党的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就不懂呢？
四、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回顾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学课本中是这样表述的：“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进入由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过渡时期，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抗美援朝的胜利、“三反”“五反”的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三大改造的完成、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没收。特别是三大改造的完成，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志。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于1956年9月召开了“八大”。“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八大”进一步指出，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八大在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问题上做出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的历史性贡献，但好景不长。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加速完成 ,当时的中央领导对社会制度转变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 ,八大之前未能对新制度建立后社会主要矛盾进行认真研究。八大虽然对社会主要矛盾问题做出了结论 ,但大会主题报告并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会议议程也没有就此问题进行过讨论 ,因此 ,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显得比较粗糙 ,它在形成之初就未达到统一认识。毛主席当时并不赞成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结论 ,却又主张先不要急于修改这个结论。围绕八大的结论 ,当时的理论界虽也进行过专题讨论 ,但没有形成集中的看法 ,没有形成统一认识。
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明确改变了八大的结论，重提阶级斗争,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 ,并逐步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改变是战略性的失误 ,它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危害是极其严重的。直到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克服了长达20年（1958---1978）的“左”的错误，又回到了1956年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上来。
1992年10月18日十四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必须坚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各项工作都要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
十四大党章对我国目前社会处于的历史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实现的方法（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配套进行）及相关注意事项都做了科学的阐述。如果当时能严格按党章的规定办事，我们今天的社会状况一定会比现在好上百倍。社会的主要矛盾也不会发生根本的转化。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正是由于我们党的一系列政策失当，国企体制改革政策可钻的漏洞过多，经济改革没有和政治改革配套进行，才形成了今天的党内权贵阶层霸道、买官卖官贪污腐败成风、分配严重不公、国富民穷、人民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致使我们党进入了自成立以来从没有过的严重脱离群众时期，基本上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陷入了空前的执政危机，最终，使本不存在的社会矛盾或本为社会次要矛盾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无产阶级、广大劳苦大众与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中国权贵集团）的矛盾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五、对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何以发生变化的再分析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三十年间，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袖的相继领导下，终于使贫穷的中国成为屹立在东方的世界经济大国，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中国GDP已超日本成为 “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20国首脑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扬眉吐气。连法国总统也说：“中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3600多亿增加到2009年的33.5万亿，翻了几十倍，这个成绩毫无疑问是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袖功不可没。
但在这三十年中，由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二者严重不配套，导致经济越是改革政治越是不清明，终于在党内培养出一个严重威胁共产党执政的权贵资产阶级（中国权贵集团），这个权贵集团几乎垄断了三十年改革的大部分成果，使中国社会出现了“政府崛起，人民并没有崛起”的国富民穷怪现象，终于将我们党推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使原来的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使新出现的权贵集团（或权贵资产阶级）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并可能要存在相当长一段时期。
由于权贵集团（或权贵资产阶级）成员大多是党政企的当权者，大多是打着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企体改的旗号、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漏洞，在不断吞食着国有资产和以权谋私无偿占有人民群众创造的财富，所以往往一时不为党和国家高层领导觉察，待到真正觉察到了时，为时已晚，他们已从小坐大，成了烫手山芋，成为难于对付的权贵集团。
据辛子陵在今年春节上海座谈会上披露（本人并不赞成他开的拯救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药方，但同意他对社会现状的分析）：“权贵资产阶级的人数，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导：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如果放大一些他们的社会基础，家有千万（人民币）以上的权贵集团人数约有500万人。但在13亿中国人民面前，他们是微末的小数。在7000万党员面前，约占7%。”“权贵集团造成四大恶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贫富两级分化使社会矛盾尖锐化，从根本上破坏了和谐社会的基础；第二是借助政治权力强势垄断，以发展壮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掩护，实行“国进民退”，蚕食和鲸吞民间财富；第三是反对“耕者有其田”，把土地垄断在自己手里，成为压迫、剥削农民的“红色地主”；第四是形成了一个拼命反对民主政治的特权利益集团，以批判普世价值和两个“绝对”关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使政治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权贵集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掘墓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掘墓人。”[辛子陵原注：据2004年由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完成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披露：城市人口中的0.9～1%（不到全民人口0.4%）即480万至500万人，拥有上千万元以上财富。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①、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②、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约5.5%；③、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约4.5%]。
其实，对于党内权贵集团的产生，中国共产党人是早就有警觉的，毛主席早在建国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醒全党注意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只是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只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对他们下手迟了些、软了些而已。
众多社会学者都认同，一个合理、稳固的社会结构模式就是橄榄型，即两头小，中间大——非常富裕的与非常贫困的都只占社会的很小一部分，而以中产阶层为社会主体。至于贫困的小部分人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保障来保证他们的生存。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结果，而不是造成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的危险社会结构模式呢？！而要实现这一结果，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冷静、客观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全力地着手解决这个矛盾。
看来，揭示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沉重而复杂话题，需要智慧而有良心的学者深入研究，更需要智慧有良心的执政官员倾听民意，倾听中国社会进步的呼声和要求，担当真正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责任！
六、中国权贵集团成长、坐大的过程
这里，我完全同意辛子陵在今年春节上海座谈时对国内政治形势未来走向的基本判断：“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改革派制服权贵集团，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正义，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或者是权贵集团制服改革派，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专制统治。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引发一场暴力革命。”
按辛子陵的分析，中国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官倒时期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利用“双轨制”的漏洞，权贵们通过“官倒”即倒买倒卖，把计划内物资转化为计划外物资，赚取差价；或倒买倒卖进出口物资批文，“空手套白狼”，聚敛起第一桶金。
（二）包揽大型工程时期
9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包揽大型工程虚报成本、出卖国家和工人权益提高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在进口大型设备中收取回扣等手法非法牟利。例如：在国家的和省一级工程中，就有高达40～60%的工程款流进了他们的口袋。1998年以来，中国开始兴建高速公路，平均每公里国家支付1亿200多万元，而实际仅需7000万元，权贵们每公里攫取了3200万元。这样的高速公路共有16000公里，仅此一项，承包工程的权贵就掠夺5120亿元以上。
（三）国企改制时期
中共十五大以后国企改革的路子是 “抓大放小”，大企业引进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实行股份制；小企业实行私有化。问题主要出在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后的国企改制中。地方政府认为“经营者持大股”是国有企业推行股份制中“最有效的股权配置方式”。《浙江工人日报》2002 年8月7日发表新华社记者关于国有中小企业改制的调查报告：《“新百万富翁”震荡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位董事长的自述，可知“新百万富翁”是怎样“一夜之间”产生的：具体确定为国家保留22.5%的国有股；董事长占22.5%的股份，即1125万元；职工持股会占20%；外来法人股占35%。这样，我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千万富翁”。我的1125万元股份，除自己积累50万、向亲朋好友借200万以外，第一块是经营者才能奖金100万元，第二块是技术奖励150万元，第三块是职务配股250万元，第四块是政府以期股注入的方式出让375万元，而这375万元期股实际上是以现金分期付款的方式买断国有资产存量，靠分红的钱还。这几年我经常受邀请到上海、山东、四川等地作报告，反复讲经营者持大投，不是千年等一回，而是一万年才有一次机会。［辛子陵原注：据《瞭望》2003年3月31日报导］。
这位董事长交了好运，市政府给了他875万。主事的官员能够统一认识把这笔钱给他而不是给别人，这是幕后交易的结果。他当然要通过巧妙的方式给官员们送钱，把这个人情还回去。国企改制因为没有民主监督，基本上都是由各级政府官员黑箱作业，导致腐败丛生。通常是政府参与设计公司管理机构，寻找经营者，为国企资产作价，甚至承担部分债务。由于较大的国企资本存量大难以卖掉，就干脆由主事的官员将其从“全民所有”“界定”为内部人所有，在内部人中又指定改制后的“经营者持大股”。这种类型的改革被称为“界定”式的改革。所谓“界定”，说穿了就是行政划拨，这就给官商勾结发“改制财”留下了广阔的运作空间。如果主持者是个贪官，为了国企脱困提高经济效益而改制的这本“经”就被彻底念歪了。在巨大的利益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官员们很难洁身自好。只要在领导集团内部按权力身份把利益摆平，政府、人大和党委一路绿灯通过，大家既有了资本，又有了政绩；既合乎政策，又合乎法律。于是形成了受现行制度和政策法律保护的所谓“利益集团” 。在这种体制下个别人洁身自好是很难的。假定班子里成员每人200万股份，十个人九个人拿了，就一个人坚持原则不拿，这个人就很难在这里继续混下去。他就成了异类。 “怎么，你准备揭发吗？你准备将来上级查处时当坚持原则的代表吗？”先找个理由把他淘汰出局。这就是所谓逆淘汰制，在整个风气坏了的时候，当清官很难，许多不是很坏甚至比较好的干部是这样下水的。在处理权贵集团的时候要把这部分人分化出来。
现在权贵集团坐大，成了党的心腹之患。他和共产党搞在一起了，穿一样的衣服，在公开场合说一样的话，都念邓、三、科这一本经，你很难分清谁是共产党的改革派，谁是权贵集团成员。
（四）买官卖官时期
这是权贵集团的恶性发展。2001年6月15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了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案件。这个案子的特点是开了买官卖官的先河，有人写成纪实文学《新官场现形记》。在辽宁沈阳查处的慕马案中，涉及16个人是“第一把手”，市长、法院院长、检察长、财政局长、国税局长、土地局长、物价局长、烟草专卖局长、建委主任、国资局长等要害部门的第一把手纷纷落马，新华社记者描述说，“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的，从而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的潜规则。买官卖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已经司空见惯，“官市”极其火曝。［辛子陵原注：邵道生：《权力监督缺失下的“第一把手”腐败》，乌有之乡2007年4月2日﹐参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 /Class4/200704/16789.html］。黑龙江韩桂芝、马德买官卖官案涉及领导干部900多人，有多名省级干部，上百名地市级干部。在马德任书记的绥化市，有50多个部门领导和70%的县级领导卷入买官卖官生意。［辛子陵原注：国家审计署令狐安：《我国反腐败斗争面临的问题、原因和对策》，《香港传真》2007年第91期］。国家级贫困县河南上蔡县原县委书记杨松泉，把官位像古董一样明码标价，财政局长40万元；人民医院院长30万元；各乡党委书记6万元至10万元不等。［辛子陵原注：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list_68_0_0_0_1.html］。 安徽和县原县委书记杨建国，更是把官帽生意做到了极致，从乡镇到县直机关，大到镇长小到妇联干事全部明码标价出卖。［辛子陵原注：罗宗华：《这些县委书记为何这样牛气冲天？》http://bbs.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848099 ］。 依靠这些党棍官僚治国安民，建设和谐社会，无异于缘木求鱼。
官场商业化，必然导致官员劣质化、流氓化、黑社会化。这些官员身上不仅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人或国家干部的正气，而且完全丧失了做人的底线。赃官徐其耀，有“教子书”一封，深刻揭示了权贵集团的世界观：“要不知疲倦地攫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的把攫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攫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 ［辛子陵原注：《从一个贪官的教子之道说起》2009年02月20日《中国改革报》］。
现在揭露出来敛财最多的贪官是广东省政协主席、前公安厅长陈绍基，双规后查出他有20本化名存折，涉案金额总计人民币20亿元。［辛子陵原注：2009年"双规"风暴_财经_凤凰网2009年08月10日 22:03中国报道］。
据揭发，最近被双规的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口讲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据说为了当这个市长他花了3000万），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为了还债，他卖官开出的价格是：“一名区的正职不低于1000万；大集团（企业）正职不低于800万；一般局长在500～600 万之间。”
清末卖官，最大是候补道，地司一级官员，是个社会身份，无俸禄，很少有人能补到实缺。现在卖官是实职，有人花3000万买市长、省长做，居然做成了。在清朝，巡抚这一级官员花多少银子也买不到的。我们共产党的天下，腐败倒是没有底线的。
脏官们道貌岸然的背后，除了敛财，就是搞女人。新华社报导，贪官95％都有情妇，60%以上的腐败案与二奶有关。有好事者根据真人真事制作“全国二奶排行榜”在网上传播，有九个“奖项”，揭露了这些赃官的惊人的腐败：
“数量奖”授予包养146奶的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就是写“教子书”，把贪污作为当官唯一目的的那位；
“素质奖”授予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17人；
“学术奖”授予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记载性爱日记 95本，制作标本236份；
“青春奖”授予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20 个情人年龄都是16到18岁；
“管理奖”为安徽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夺得，妙用MBA知识有效管理77名情人；
“挥金奖”得主深圳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给他的“五奶”一人，800天挥霍1840万元，平均每天23000元；
“团结奖”得主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被称为“三光书记”：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其“团结”事迹是与22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
“和谐奖”得主是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 6个情人，生了6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干劲奖”得主是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5位情人立誓：保证到60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3次。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以上这些极坏的典型已不是个别现象。五十步与百步之间的贪腐官员已经占了多数。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辛子陵原注：摘自中纪委2006年10月12日《简报》。转引自《中央大动作地方负责人被请上京“摊牌”》（中部经济网）发布日期：2006/11/20 9:39:05----笔者按：笔者未能找到该《简报》原文，请读者设法寻找，以辨别辛子陵引用的吴官正讲话是否真实。如果吴官正讲话属实的话，那是一个什么概念？ 请大家注意这个数字：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两级党委已经变质，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不合格，这是吴官正讲的呀！省市两级党委班子，人数可能就是几千人，但这就是操纵我们国家运转的那只看得见的大手呀！十个指头坏了八九个，这双手还能依靠吗？还能信赖吗？］。
走笔至此，辛子陵这个老党员不由得仰天长叹，为国家腐败至此一哭！为党堕落至此一哭！现在的县委书记们不是焦裕禄了！试问现任中央领导同志，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这个县怎样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权力没有制衡监督，就统一成了周宁县那样一种“三光”的局面，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党都这样子了，还奢谈党的一元化领导的优越性，还奢谈政治体制改革是党的自我完善，就只能等着被人民推翻了。
七、治理中国今日社会问题的初步思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起来，也就非常的不易。但我相信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中国共产党人。只要全党全民群策群力，总会找到解决办法的。我在这里提出一些思路，供全党同志参考。
我的总的思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实践中，逐步充实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决反对左派要求的回到传统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右派要求的学习北欧走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在党不更名、国不更名、军不更名的大前提下，大手笔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经济体制改革。花大力气，做大动作，以和平方式与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党内权贵集团作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用经济和法制手段解决权贵集团的问题，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铲除这个毒瘤，使党重新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当年蒋介石败退台湾，政治上第一个大动作就是甩掉官僚资产阶级，启用党内和本地才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为国民党中兴奠定了基础。连国民党都能忍痛割掉自己身上的毒瘤，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定更能做到。以胡温为核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必须亮明旗帜，表明与权贵集团决裂的决心，要发动党内93%的健康力量，发动13亿人民的力量，形成绝对的政治优势，治服权贵集团的反抗。
在此基础上再大力推进政治民主化建设，健全党内的监督机制。使卖官者无官可卖，买官人无官可买。贪污腐败者，无处藏身。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开放报限、网限、取消新闻管制，真正落实宪法付与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如人身自由权、话语权、知情权、集会权和结社权等，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取消因言或因文治罪的法律，释放一切因言或因文治罪的政治犯。在条件成熟时，推行无产阶级两党制（我查过马克思的大量著作，尚未发现有无产阶级专政下不能搞无产阶级两党制的规定）。鼓励我们共产党内坚持传统社会主义的左派同志成立第二无产阶级政党，鼓励他们参加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和以党员个人身分竞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席位，以在野党的身分监督执政的共产党，并欢迎他们与执政的共产党竞争执政权。当无产阶级两党制运转成熟、无产阶级政权相对稳固的时候，再开放党禁，欢迎台湾的各个政党和流浪海外的所谓民运人士和各群众团体回国发展党员，参加竞选，实行真正的全民大和解，为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奠定基础，我相信胡锦涛、温家宝等现任领导有这个能力、气概、魄力和胆略。胡温如果能这样做，就会更加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在党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中，就可以用不着顾虑普选，不管有多少个党出来竞选，多数选民还是会投共产党的票。随着报禁、网禁、党禁的开放，贪污腐败就会得到根治，这是一种自然的良性互动。在全民皆大欢喜的政治气氛中，就可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就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全民大和解，就可以成就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在民主气氛中，党以新的面貌和新的政绩，连选连任，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当然，也要有由于政策失误出现两个无产阶级政党轮替的思想准备（其他政党因为得不到多数人民的拥护上台执政的机会极微），两个无产阶级政党都要有修改政策重新赢得大选的信心。两个无产阶级政党无论在朝在野，都能确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得以巩固，永不变色。
要想实现以上设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问题上，还要探索出如何防止公有制变成“官有制”的问题；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还必须先做四个大动作。对所有制问题，我先不展开讲，下面只讲一下，在党建问题上必须采取哪四个大动作及必须采取这些大动作的原因。
在党的建设问题上，考虑到党内权贵资产阶级分子与各级党政官员搞在一起，一时难于辨别其真容，为了使他们无法钻进新一届党代会及其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作为党建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建议推迟十八大的召开，仍由久经考验的已经得到人民群众高度信任和拥护的以胡锦涛、温家宝同志为首的十七届党中央领导全党推行与经济改革配套的政治改革，直到党内权贵资产阶级分子的面目基本露出水面为止。党建的第二个大动作就是适当地运用全党公决的民主武器，通过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本人、配偶及其子女的财产状况及合法来源的逐年申报制度，不愿申报或申报不实者则除名。党建的第三个大动作就是大力推行各级党政干部的民主选举制度，除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职务继续由胡锦涛和温家宝连选连任外，其余一律实行候选人竞选制度(不愿意公开参与竞选的，一律不得任职)和多差额选举制度。党建的第四个大动作，就是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推行专职党务干部不享受国家经济报酬制，专职党务干部的工资和劳保不再由国库支出，而改由党产支出，党产来源于党员的党费和依法获得的社会捐助，为政党活动业余化和在适当时候推行无产阶级两党制创造条件，为了使做惯党务工作的干部生活有保证，鼓励他们到政府和事业单位去竞选兼职，但不得到企业单位兼职。至于军队和司法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推行无产阶级两党制获得成功以后再去研究解决。我们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觉悟，在推行政治改革和铲除权贵集团的斗争中，他们是绝对不会去为少数权贵资产阶级分子看家护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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