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礼乐文化，早在秦汉之际就形成了精深的体系和博大的規模，《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說的“三礼”。
《仪礼》是我国現存最早的記载上古礼仪程式的典籍。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初置五经博士，《仪礼》是其中之一，在“三礼”中最先取得经的地位，是礼的本经。
     《仪礼》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徹》等十七篇。
《礼记》是《仪礼》的“記”。共四十九篇。
《后汉书·董钧传》“董钧习庆氏礼……时草创五郊祭祀，及宗庙礼乐，威仪章服，辄令钧参议……”，已经明白无误地指出董钧研究的礼学是庆普的《庆氏礼》，是属于今文经学的《仪礼》。
甘肃武威汉简《仪礼》简甲种本《士相见》等七篇，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梦家考证，很可能是《庆氏礼》的一部分。

《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曹曪（褒）持（治）《庆氏礼》，传《礼记》四十九篇，首次确立了庆氏学在儒学经学上的地位。
自121年东汉贺纯（庆纯）开始，基于庆姓改为贺姓，庆氏学亦顺理成章嬗变为贺氏学。贺氏世家继承老祖宗庆氏衣钵，以贺氏学作为贺氏家学代代相传，直至隋唐。
由此可见，庆氏学所承载的《仪礼》和《礼记》经学，已经改弦易张为贺氏经学而得以继续传承下去。长期以来在中国国学儒学史上扯淡的悬案——所谓“庆氏学在东汉两晋后失传”、《礼记》49篇或为二戴说，或无法考证作者说，应该昭然若揭了。
就礼制而言，江东诸族中尤以会稽贺氏为最。贺氏自汉代以礼学兴，历经六朝，延及隋唐，数百年间绵延不绝，始终以礼学相传，是典型的礼学世家。

贺氏家族的礼学对先秦五经的阐述、六朝礼仪之裁定，贡献巨大，对中国历史上儒学的发展和丰富起着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后汉书·贺纯》记载，东汉贺纯少年为儒生，研习《庆氏学》，饱览经书，通五经贯六艺，在儒学上面深有造诣。汉安帝时期官拜议郎，为黄帝近臣侍中，备顾问应对，参与政事。贺纯与杨厚、樊英、黄琼三人并称为东汉“四大儒”。
东晋初，贺循有“当时儒宗”之誉，史载“朝廷初建，动有疑议，宗庙制度皆循所定，朝野咨询，为一时儒宗”。（《三国志.贺邵传》注引虞预《晋书》）

直到南朝梁代，贺玚、贺琛等，皆为广有生徒的大儒，并参预“创定礼乐”。

贺玚（蒨），贺道力孙、贺损子。步兵校尉，为世硕儒。历任奉朝请、太学博士、太常丞、五经博士。为南朝儒宗。   “世以儒术显”。自祖父贺道力、父贺损至子贺革、贺季与侄贺琛四世儒业不衰。

现贺氏学存世儒学典籍：

《庆氏礼》（《贺氏学》）：

《仪礼》：《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徹》十七篇。

甘肃武威出土汉简《仪礼》简甲种本：《士相见》、《服传》、《特牲馈食》、《少牢馈食》、《有司彻》、《燕礼》、《大射》七篇。  

《礼记》四十九篇。

当世儒宗贺循之孙、东晋太子太傅、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刘宋时期太学博士贺道养著《春秋序》1 卷、 《贺子述言》10 卷、 《贺道养集》10 卷。

刘宋时期尚书三公郎、建康令、太学博士贺道力孙、南朝梁代太学博士、太常丞、五经博士、南朝当世儒宗贺玚（蒨）著《礼》、《易》、《老》、《庄讲疏》、《朝廷博议》数百篇，《宾礼仪注》一百四十五卷。

贺玚侄、南朝梁代通直散骑常侍，领尚书左丞、云骑将军、中军宣城王长史、太学博士贺琛所撰《三礼讲疏》、《五经滞义》及诸仪法百余篇。

唐高宗太子洗马、崇贤馆学士贺纪修《五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