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忿生是商代有苏氏的后代，西周开国功臣之一，周武王册封他为司寇，主管司法，是朝中执政的六卿之一。封邑於苏，在古河内郡，相当於今天河南省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汲县以西，王屋山以东，包括修武、获嘉、武陟、沁阳、济源、孟、温等县一带十二个城邑。他是我国最早见于信史记载的苏姓第一人，战国时期洛阳苏代、苏厉、苏辟、苏鹄、苏秦兄弟，以及汉代苏建、苏武父子都是苏忿生的后代。
         周克商后，“天下未集”，武王骤崩，成王年少，在这岌岌可危之际，周公为了挽救国家於不坠，毅然摄政称王，担当起经国大任，亲自带兵东征而平管、蔡、武庚之乱。《尚书大传》就记载着周公居摄二年平管、蔡、与武庚之乱，三年践奄、淮夷、熊盈。殷遗在东方长期根深蒂固，虽一时被打败，过后还会再叛。在此天下初定，人心未服，如何稳定局势，安抚百姓，以法治理国家，选任贤能，主管刑罚，就成为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尚书、周书、立政》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中罚”。意思是作为司寇，应以“保民”而“慎罚”，量刑应轻重适可，这样才能有利於巩固我王国。伪《孔传》以太史苏公为两人，谓周公“顺其事而告太史”，此说不可从。因为这是周公册命苏公之辞，册命之辞是给册命对象的，并不是告诫成王顺便提及司寇苏公。杨宽教授认为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当时苏公身兼太史和司寇两职，正因官为太史，才尊称为“公”。《左传成公十一年》记刘子，单子曰“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到成王时当已升为太史之职，因而有“公爵”。
        西周的司法机构，是在“唯王建国”，“设法分职，以为民极”这一王权体制下产生的，作为管理司法的最高长官，是直接为周天子巩固王权服务的。他为西周制定了一整套治国刑律，还特别重视司法人员的选择，这就是“有德惟刑”和“哲人惟刑”，也就是选用德才兼备的司法人员，才能做到“其刑其罚，其审克之”才能使国家法制达到“刑庶中正”的良好境界。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苏忿生为周司寇，世居河内，后徙武功杜陵”。西周的都城在“丰镐”（今咸阳东南），作为朝中重臣的苏忿生，徙京畿近地居家是意料中之事。但杜陵这个“陵”字，却成为千百年来的历史疑案，说武功那来的“杜陵”？陵只能是专有名词，非皇帝陵寝莫属，长安不是有杜陵吗？是汉宣帝的陵墓，因而有杜陵。故把汉武帝时的苏建、苏武也说成杜陵人，并写入了《史记》、《汉书》。苏武墓一直在武功旧城北门外龙门村，且宋人记载，明清碑刻，苏洵、苏轼父子编著的《苏氏族谱》。总序中俱称苏建“字敬宇，墓在西安府乾州武功县”。如籍贯不在武功，何以父子皆葬武功呢？有人说苏建封平陵侯，封邑在武功，其实这又是一误解，是今湖北省“武当”，益封凡一千一百户，后因北征失军，黜为庶人，采地随之不足一年而罢。苏武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公田二顷”。何以父子皆葬于邰县（武功）？因苏忿生原本家居武功，作为后裔的苏建卒葬武功与苏武封邑亦在邰县（武功）有关，死后又葬于武功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因而海内外苏氏皆以“武功”为早期郡望自然有其源泊。
        为了弄清问题，不禁使人联想起司马迁与苏武是同时之人（汉武帝时二人同朝为官），年岁相当。既“杜陵是专有名称”（今西安市长安县境内）因汉宣帝之葬而起，此前称“杜伯国”、“杜县”、“唐杜”。作为宣帝葬所的杜县，则有确切的记载：元康元年（前65年）二月（《通鉴》系正月后三月前），以杜东塬上为初陵，改杜县为杜陵。苏建因战功封平陵侯，事在元朔五年（前124年）三月丙辰，元朔六年（前123年）则爵除，黜为庶人，此早于改“杜陵”县60年。再看苏武，卒年本传确在神爵二年（前60年）享年八十余（生年当在景帝后元年或二年，即公元前143-142年，与司马迁相当），又《史记》事至“麟至”征和二年（前91年），后断不相涉，换言之，班固在《汉书》追述谓“杜陵人”犹可，而早于杜陵数十年的《史记》言杜陵人则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段玉裁《说文解字》：“漆水出右扶风杜陵”，段注“此陵当为阳字”误。唐苏鹗在《杜阳杂编》自序文中特意指出书名的来历，“今武功有杜阳城，杜阳水，予世居武功因以名编焉”。以地名命书名，它标识了故事的发源地，使后人能清楚地了解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人文地貌，风俗人情，给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苏忿生为司寇是在武王、成王之间，周之都城在丰镐，由此可断，苏忿生在任司寇时，就家居武功，故而唐书《宰相世系表》，《道乡集，观文殿大学士苏公“颂”形状》同载：“苏忿生为周司寇，世居河内，后徙武功杜陵”确为信史。所以苏忿生当为武功苏氏之始祖。建、武、竞、纯、章等都系他的子孙。至于竞、纯、章等史或作平陵人，那是受强干弱支的影响，临时性居址，当这一政策不在执行时，他们又都因为奉丘墓又回到武功（邰）来了。